三天前，去广州南方传媒集团参加中英纪录片比较研讨会，观摩了英国人“范星灯”先生带来的几部纪录片和一部国内传媒人士制作的纪录片，席间我的发言曾引起与会者的笑。
今日，收到那天参会的南方电视学刊高级编辑郭际生先生的邮件，我在回信里对那天的发言简略重述，并表示对郭先生的感谢。

际生先生您好：
       邮件收悉，多谢您的夸奖。
       非常欣赏您在纪录片研讨会上的发言。
       我本是一个非常不政治的人，即使是那一天在纪录片研讨会上的发言，我亦没有带有任何政治的意味，只是，诸多的“圈内人士”如此的排斥我的非技术性言论，让我从心底震惊，我以为，纪录片永远不是技术的载体或结果，她应该是问题的载体和思考的结果。东西方的互相认识和文化交流，除了有限的个体游历体味之外，更多的就是靠互相输送文化载体－－宗教、美术、文学、电影、时尚消费品等等，来扩大相互认识的深度和宽度，提供认可的前提与可能，那么，这就存在着一个输送什么的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，不是有意识地从属于社会体制、政治体制的输送，而是，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那样一群”思考和提出问题“的人，基于的真相和对待真相的态度。还是以《藏寨姐妹》为例，她们的生活，对于那两个姐妹作为社会个人的个体来说，应该是”真实“的（这个”真实“也是有问题的，那一天您的发言已经一针见血的指了出来：人为组织的生活流程，它已经消解了生活的真实！），这样一个真实是”文化使者范星灯”先生非常喜欢的，而且他相信他们的英国的观众也一定会喜欢，这两个“喜欢”是很值得玩味的，因为他们可以从“喜欢”出发去认识，去想象我们的民族和国家，而实际上呢，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真的如片中所记录的”真实“么？显然不是，我是一个走过藏区，体味过藏区，爱着藏区并为藏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人，至少我有那么一点点实践者的身份，我想我有发言权，所以我直接的在当场指出来，这部片子是不真实的，可惜的是，当时在坐的人多是将我当成了”卫道士”了吧！我听不到更多真诚的反应、辩论，而是讪笑，这是我的悲哀还是谁的悲哀？
       给您举个真实的东西方文化认知的例子：2005年，一位德国的大学教授，应邀来到中国的浙江大学讲学，他来了，从香港入境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入境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为什么呢？据说他认为只要拿着这本书，翻到扉页的毛泽东先生照片，告诉中国人他是拥护毛泽东先生的，就可以畅行全中国了，我该说什么好呢？产生这种令人恍如隔世的荒唐之原因应该有两种可能吧，一种是因着西方到傲慢，也许他从没有任何意愿要了解中国乃至东方，但他收到了陌生而遥远到东方大学的邀请，他决定来这么一趟，权作时空旅行；另一种呢？我想至少我们没有成功输送可以打动他、促使他主动了解当下中国的”文化载体吧“？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纪录片创作者去了哪里？还在笑么？再回到《藏寨姐妹》去，我们的范先生和会喜欢该片的英国观众看了这部片子之后，会对当下的中国，对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作何判断呢？我想，这结果，不难想象！那么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他们的民众和他们民众选举出来的议会，制定的政策，该会如何的对待中国和中国人呢？我想，这结果，不难想象！那么，当中国出现社会矛盾的时候，他们的民众和他们的政府，该会如何判断中国和中国人呢？我想，这结果，也不难想象！我的纪录片和其他文艺形式产品的创作者们，辛苦的工作，精致的技术，精心造就的产品，输送到遥远而傲慢的西方去，之后，他们就有的清晰的判断和足够的理由，来指手画脚甚至挥舞着武器相向了（还好我们的国家尚能自保，他们不会轻举妄动），“我们”，这些精英的文艺人们，不就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杀手么！？请恕我用如此幼稚的词语来诠释我的担心。
      目前，我们国家还没有成熟并有足够实力和平常心的文化基金，来支持我们的独立文艺作品的创作，我们更多的创作者，把目光自然不自然的投向了欧美，从那里寻求基金支持，或者，闷着头，投其所好的创作着苦难或边缘的题材作品，以求博得好彩。当下的中国，巨变的中国，层次丰富到极致的中国，很少有人去关注，记录，思考，我们庞大的传媒机构，还在延续着八股的说教姿态，即使关注着当下，也很难有真正用作品自身品质打动欧美观众的产品出现。纪录片的创作，我们该如何思考并引导，我想，郭先生的阵地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制高点。
      一点浅见，请际生先生指教。
      很荣幸认识您。
      大勇